歐洲議會近期的一次研討會上，學者們和政治家們錯失了一個將尊重人權置於優先事項首位的絕佳機會。

作者：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

今年五月下旬，歐盟成員國將進行歐洲議會換屆選舉。自然而然地，熱門話題一個接一個被談起，其中之一無疑便是歐盟現在以及未來與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中國等其他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一方面，中國這個亞洲巨頭公然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進行權力以及對外影響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因其眾所周知的經濟飛速增長儼然已成為世界主角，但它近期製造業產出放緩，人民幣兌美元比率下降，再加上與美國的關稅衝突（歐盟也感受到了其所帶來的影響），其頹勢已顯。

因此，組織一場題為「中歐關係中的政治價值觀」這樣的研討會很有必要。此次研討會由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團長、德國籍社會民主黨議員喬·萊恩（Jo Leinen）和副團長、德國籍綠黨議員包瑞翰（Reinhard Butikofer）組織，於1月30日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的阿爾提艾羅·斯皮內利（Altiero Spinelli）大樓內舉行。會上發言者有里加的拉脫維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白烏娜（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巴黎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范文麗（Alice Ekman）、德國柏林的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的胡謐空(Mikko Huotari)、匈牙利布達佩斯考文紐斯大學的泰馬斯‧阿提拉‧馬圖拉（Tamas Attila Matura）、希臘雅典的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的普拉門‧提勒馬科斯‧頓切夫（Plamen-Tilemachos Tonchev），以及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魯利格（Tim Nicholas Ruhlig）。

人權並非首要議題

即便會被人笑話太天真，筆者還是期望，各國之間在就政治與商業關係談判時不要忽視對人權以及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如果說兩個專制國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比較容易相互理解，那麼，民主國家希望自己潛在的政治夥伴、經濟夥伴起碼能尊重自己所遵守的民主制度規範，這也合情合理。如果一個國家任意監禁、折磨、虐待甚至殺害其公民，怎麼會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能應付得來的國家呢？並非道德高尚者才明白，與每天踐踏人類尊嚴的國家進行交易於己不利，這個道理就連憤世嫉俗者也懂。商業往來是建立在信任、守約、透明和尊重規則的基礎上的。如果與一個慣於法外行事、撒謊欺騙、壓制公民而非造福公民的背信棄義、兩面三刀的合作夥伴維持商業往來，這在經濟上會具有多大的風險（且不提其危害性），對此大家其實心知肚明。

那麼（就當我前面說這些是故作天真罷），在探討歐洲民主國家與像中國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時，何不將人權作為首要議題呢？1月30日於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研討會卻不曾做到這一點。

增加籌碼

會上確有隻言片語說到人權，也提到了一些事，但僅此而已，於不動聲色中這個話題就被叫停了。那些進行干預的學者似乎有意識或下意識地知道，有些限度不可逾越。可能有人會說，這就是學者做事的方式，他們自我表達的方式異於社會活動家。話是不錯，但只說對了一部分。學者的做事方式確實與社會活動家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另一方面，只要學者們願意，其實他們完全可以把話說明白。他們的方式自然會與社會活動家有所不同，但肯定不會不如社會活動家坦率。

畢竟，在布魯塞爾的研討會上，胡謐空就曾明確地表示，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與歐盟國家習以為常的標準格格不入。白烏娜也指出，中國政府統治國家的模式以及北京對待國際法的囂張態度令拉脫維亞人不敢苟同。馬圖拉表示，如果說匈牙利看好中國，那捷克共和國和波蘭的情況則與之不同，這兩國社會對「北京模式」頗不耐煩。他補充道，所有的評估都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與其公民的價值取向加以仔細區分。范文麗適時指出，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不可將任何事情視為理所當然，每次都需要確保理解其用語的真實含義：權利、法律、政府和自由，這些詞語在中國均有著與歐洲不一樣的含義。

既然研討會上發言的這些學者都感到了些許不安，並且也多少在會上有所透露，我們何不打破陳規（容我繼續故作天真），優先討論能將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與政治、經濟相結合的合理議題呢？簡而言之，我們為何不能以此為出發點而明確表示，只要中國政府不改變其對待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態度，就絕口不談合作？

當然（天真到此為止），在全球化的時代，獨善其身是行不通的。很明顯，無論喜歡與否，世界其他各國都必須正視中國的經濟實力。但是，將尊重人權的要求擺到桌面上，以此增加籌碼，也同樣是有效的。若有人以為這樣做會令中國拂袖而去，那就錯了。因為通常情況下，要交易就必須至少有雙方才行。

兩次波折

因此，某些自我審查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對於不參與政治活動的學者來說，開誠布公並不會帶來多大風險。即便被人看作理想主義者，公開發聲也是值得的，反正他們不在政界，仗義執言反而還可能令其受益。

不過，對於政治家而言，這麼做所面臨的風險可能會比較高。他們畢竟需要遵循意識形態方面的議程，也不欲隨性而行。筆者這樣說有些惡作劇，但週三布魯塞爾研討會的結尾堅定了本人的這個想法。

大概在研討會結束前三十分鐘，所有發言者均已演講完畢，擔任協調工作的包瑞翰先生宣布進入問答環節。他收集了公眾的問題，然後讓各位發言者進行回答。在眾多問題中，有兩個觸及了隱藏的問題核心之所在。第一個問題是由德國慕尼黑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瑞恩·巴里（Ryan Barry）所提出的。他詢問有關（至少）一百萬維吾爾人因宗教和種族原因而被非法拘禁在新疆「教育轉化」營中的消息是否在發言者所提到的歐洲國家中得到了反響，這也是這個問題首次被提出。另一個問題是一位中國女士提出，中國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行共產主義政治主權，企圖完全控制、愚化民眾，這是考慮中國的任何事情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但不知道政治家們是否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這之後，事情有了兩次波折。

第一次是關乎包瑞翰對問答環節的處理——他總結了所有觀眾的問題，並邀請各位發言者選擇自己喜歡的問題進行作答，卻從中略去了上面提到的關於維吾爾人和共產主義的這兩個問題。然後，他讓發言者按照與第一輪發言相反的順序輪流回答問題。結果，所有問題都得到了回答，但上面兩個問題除外，這可能是因為主持人將這兩個問題略過了。就這樣，時間到了，一名與會人員向包瑞翰示意要離開會議室去參加隨後的活動，就在此時，胡謐空再次發言。第二次波折出現了——他重新提起了關於維吾爾人的那個無人回答的問題。他是值得讚揚的，然而遺憾的是，沒有時間讓他繼續。散會了，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而那個關於共產主義的問題乾脆再無人提起。